伟人风采

永 恒 的 忆 念
更新时间:2018/2/11 19:05:40 点击次数:3729

永 恒 的 忆 念

吴一铿?
?
??

在河边,一直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才看见那从老远移来的汽车头上的灯光,啊,杨松同志回来了。虽说回来了,可是,他再没有一句话和一点声音了。这次,杨松同志,全报社的人都在这里迎接你。

当汽车渡过河水向我们身边驶来的时候,在暗淡中,我们中间有人开始擦着眼泪。好象还是昨天的事情,好象还是过去不久的事情;我站在杨松同志面前,第一次接受他的教诲。那是解放日报创办不久,为了新的任务,我有调动工作的必要,当我从旁知道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材料室时,我是那样的不满,立即我就找着杨松同志,我没有丝毫压制我冲动的感情,向他毫无理由的申诉着。他呢,却一直耐心的听着我说,最后他告诉我:“同志,你忘了你是党员吧,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啊”,“作一名党报工作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劝我道:——在苏联能作一个“真理报工作者”是非常荣耀的,因为他必须各方面都健全。接着他又说:“我们呢,今天能知道多少?对国际、国内、甚至边区的情况和知识,我们都太不够丰富了,我们必需要学习和研究,我们要为党培养大批的党报工作者,我们自己也得积极锻炼成为一个名符其实党报工作者。”然后,他又责备我刚才失掉原则的争执。我没有说什么,离开了他。我能说什么?我为自已的错误已经够难过了。

以后每当我对工作不安心,甚至想离开它,每当我失掉自信而把自己抛入一片苦闷的境地时,“党报工作者”这五个字就会鼓舞着我,就会使我惭愧,我那极不正确的想法,杨松同志的精神教育是时常这样鼓励着我。杨松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导师。

当我有一次病了,经医生的检查,告诉我,必需施用手术。我因为看过开刀而胆怯,一直拖延着不敢去医院。他知道了这消息,马上找着我,要我一定去治疗,并且列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医生的手术非常可靠,最后,他还用别人对医生的信任,与对自己疾病顽强抗拒的精神劝告我:“相信医生,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医好后,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啊!”

我听了他的话去医院。到医院后没有马上开刀,第二天他又给我一信,在信上他要我:“沉着,不要惊惶,安心治病,身体是党的,要为党保存,今天能够牺牲一个短时间把病治好,将来可为党多作多少事,对病要有自信,对医生要相信。”

但是一个这样关心他的工作同志身体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健康在那时是爱护不够的。杨松同志来报社后,我们就常听见他咳嗽,他的背又老是驼着,我们疑心他有肺病,曾数次劝他去检查。他也曾决心去,因为工作太忙就一直的拖下去了。而且他每晚总是工作至深夜始止,详细阅读报纸的每条消息,用红蓝笔勾了中间的错误,以便第二天告诉编报的同志。到最后,吐血了,医生证明他患着相当厉害的肺病,要他去住医院休养,当天夜里,他还将我存留在他那里的一篇稿子退回给我,告诉我他修改的意见。去医院时,我们送他下山,“两个月以后就会回来,你们不要来看我。”同时他又关照另外一位同志一定要好好学俄文,就在那样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忘记对我们的帮助。

在医院时,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去他都关心着报社的工作和每个同志的近况,有时偶然的告诉他谁工作不安心时他总叮咛着:“回去告诉他,不安心为党工作是不对的,要他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不安心。”

我对不起他。当他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我要下乡,不想在报社埋头工作以后,他带信要我去看他。我去时,正当他的病渐有起色,他要我告诉他为什么想下乡,我毫不隐瞒的将我的打算告诉——在他面前我从不敢不说真话的——他了解了我的毛病以后,他就厉害的批评我,并且告诉我:“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我们要为党不要为个人利益打算,个人的得失算什么,称‘英雄’也要群众选你做‘英雄’,群众不要你作英雄,自己称英雄不算英雄。”

这里我还记起,最后一次我去医院看他的情景。那时候他的热度很高,又吐血,医生又禁止他会客我不想打扰他了,可是当他听见我的声音,一定要我进去。我看见他那苍白瘦削的脸,不容易说出一句话,他却问我:“想通了吗?还在不安心吗?”我告诉他说,我已经打消下乡的念头,他才高兴了。随着他又劝我:“好好学文件,整风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

这就是他对我最后的指教了,现在载运着他的遗体的汽车,慢慢从我们身边移过去,我们紧跟着,在灵堂面前把棺材抬下来,我们静默着,杨松同志夫人哭着,我在旁边拉着她,劝她不要哭,但是我自己也禁不住流泪哩。

?

(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12月5日)

?

作者简介:吴一铿? 四川省阆中人。曾在延安党校、女大学习,历任《解放日报》、东北《合江日报》干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专业作家,《中国青年报》编辑等职。


?
??

清凉山上一棵松

——延安《解放日报》的七个年头(节选)

杨永直?


延安的山,延安的水,延安曲曲弯弯的山沟,冬暖夏凉的窑洞,满山遍野黄金般的谷子,朴实勤劳的人民,他们在我心里生了根,深深的根。

延安教育了我,也哺养了我的女儿,我家两代人与延安清凉山血肉相连。当年,我们的党从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不为名、不争权、不夺利,与群众同甘共苦、平等相处、团结战斗的好作风,形成了我党光辉灿烂的好时代。

延安《解放日报》筹备试刊的时候,我奉调到解放日报社,当年我二十四岁。“依靠群众、全党办报”的方针,是党中央为《解放日报》点燃的一盏明灯。我到报社,正是博古、杨松同志主持笔政的时候,郁文同志与我负责通联科的日常工作。报社在延安全市,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区、乡密密层层地组织起通讯网络。当年,报社的专业记者不多,通讯联络工具简单,不依靠各级党委与人民群众中有文化、稍有文化以至不识字的农民积极分子的口述、笔书,要想及时地报道边区各县以及各解放区的消息,是非常困难的。通讯员来稿日益增多,报社有一批通联工作人员,专门处理来稿、来信,从撰写到文字修改,到编辑、选择、发稿、见报,他们高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不厌其烦,每信必复。报社对通讯员进行新闻业务教育,在报纸的第四版办起《新闻与通讯》的专栏,依靠区、县委的宣传部长及基层的宣传干事,对全边区的通讯员进行业务教育,提高通讯员的文化素养和新闻业务水平。

从一九四一年进报社到撤离延安,我在清凉山上整整度过了七个年头。我怀念《解放日报》领导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经过几年的实践与锻炼,我学习了很多三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时所万万学不到的学问........。

《解放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是杨松。他日日夜夜地工作,无休无止。他患有肺病,他病倒了。延安的医疗条件很差,肺病竟成了不治之症。他食少、事烦、病累而死。我随着编辑部的同志陪伴他的夫人,护送他的灵枢,直上清凉山,他埋葬在清凉山顶那棵挺拔矗立的松树之下。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杨松啊!杨松同志在报社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他那鞠躬尽痒、死而后己的精神,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

一九四七年初,胡宗南率二十万大军进犯延安。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在廖承志同志的指挥下,有秩序地分批撤退了。我们一小部分编辑跟随他,在清凉山上坚持到三月十三日。我们做好了坚壁清野的工作,做好了边行军、边编报的准备工作。快出发时,我们走上淸凉山顶,站在那棵松树下默默地向杨松同志告别……,他的灵魂永远伴随着那棵青松……。

胡宗南的大军侵占了延安,但他扑了一座空城。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转战陕北。延安是人民的,我们就会回来的。淸凉山依然屹立在延水河畔,山顶那棵挺拔的青松,万古长青。

?

??? (选自陕西三秦出版社《清凉山记忆》2011年6月版)

?

??? 作者简介:杨永直? 原名方璞德,历任延安《解放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山西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南京《新华日报》总编辑、社长,北京《大公报》总编辑、党组书记,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社科院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

?

过去的年代(节录)

——忆杨松同志

李延禄


我们的部队为了应付敌人“归并大屯”、“坚壁清野”、“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在密山哈达河子沟里,和县委协作,开垦了四十多垧稻田,以充冬季的军粮。1934年7月,我回到部队的时候,那些稻子已经生长得高过膝盖了,是一片很好的庄稼。我们想以此作为建设根据地的基础,集中力量经营一下。但密山县委不同意我们在林叶丛生、野草没人、青纱帐起的时候“蹲山沟”,要我们开展游击活动,攻打敌伪的城市。我们急需要得到满洲省委关于建立根据地和进行游击战的有机结合的指示。我们一面担心满洲省委机关的安全,一面又盼望党中央派人来。

这时候,满洲省委的巡视员李广林同志,通过密山县委的关系,来到部队了。但他来,并没有什么传达指示的任务,他是来通知我们,满洲省委确如我们在上海所知道的,于四、五月间已经在哈尔滨遭受了敌伪特务的破坏。省委机关工作的同志多数被捕,有的已遭敌人惨杀,我们抗日的民族革命事业,在满洲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的情绪,一时受到严重的打击。

满洲省委巡视员刚离开部队,地主谢文东就派他的妹夫李初坚到部队上来找我们了。

这李初坚正在热血方刚的年龄,又是东北的国民党党员,很想凭借着土龙山暴动的力量,建立一分功业,要求我们在武器上给以支援。我们所强调的倒是谢文东部队的政治质量。我们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就是给你们装备了机枪,仍然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提出帮助他们在部队里改变军事建制的问题,要求他们和我们在未来的抗日斗争中配合,树立抗日旗帜。李初坚当时就表示很失望,声言,自己要到关内去找国民党南京政府要求援助。

我对他说,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亲日的,当年王德林、李杜、张振帮十万以上的兵力,并没有对南京国民党政权产生丝毫影响,取得丝毫的援助,你们土龙山暴动最盛时,不过一两万人,岂能使国民党改变卖国的政策,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正讲睦邻邦交,言抗日者有杀无赦,你们会取得什么援助呢?见他执意要进关内去求援,我们就以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密信,告诉他,如果在关内不得意,还有抗日的要求,那么可以通过这封信的介绍,到辽东找我们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总指挥,即第一军军长杨靖宇。我们说,你们再听听第一军对于抗日的意见,是不是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斗中发展自己的武装。

以后,我们听说,果然,他到辽东方面找我们的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去了。

1934年8月底,我们得到振奋军心的消息,党中央特派员杨松同志(当时化名吴平)以满洲省委巡视员的名义,到密山游击区里来了。10月间吴平到达哈达沟里,是党内重要交通员李发同志亲自护送的。在他来到部队之后,我们迅速作了汇报材料的准备,包括部队要求迫切解决的各项问题。

吴平同志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件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举止潇洒,神态文静,眉目却显得英俊,有种感人的豪气。

吴平同志在哈达河子召开了中共密山县委和部队党委的联席会议。部队参加会议的有四军党委书记李延禄,党委委员杨太和、陈荣久、黄玉清、李根淑诸同志,中共密山县委书记张墨林(汉族)、书记朴风南(朝鲜族)、县委、军委委员金根,以及勃力县委书记李成林诸同志。会议一开始,吴平同志首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1934年在上海早报上以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名义公开发表过的: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可参考《毛泽东选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原注第十五)。最后说自己是路过性质,除了传达党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之外,顺便还要了解了解底下的情况,还准备到宁安去找周保中、李大个子等同志,研究吉东局书记童长荣牺牲以后,重新建立吉东特委的问题。又告诉我们,中央新发表的满洲省委领导人是陈潭秋同志,说在他未到之前,满洲省委工作是由巡视员杨光华同志代理。之后,听取我们部队和密山县委的汇报。这个联席会议,不拘形式地一连延续了两周之久。我们既谈到部队现阶段所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谈到过去的建军历史。

吴平同志最后说,“过去你们在宁安那一阶段,是自发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开辟工作。1933年的党中央‘一·二六’指示,实际上也是根据你们的汇报产生的。过去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又扩大了‘北方会议’‘左’的路线。在1933年满洲省委会议的‘五月决议’里也作了检查。所以,你们也不必背包袱。从延吉中心县委小李撤职之后,你们在宁安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党在工作中的损失。可是你们也该知道,1927年前,我们党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合作过,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们吃了大亏。今天,东北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形成一种特殊的环境,我们不能被过去的经验缚住手脚,不然,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吴平同志又说,从自发的反帝统一战线到自觉的统一战线,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从下层统一战线到上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一个过程。开展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的统一战线工作,这是不矛盾的。

因之,在具体问题上,例如对地主谢文东所率领的依兰部队,吴平同志的意见是,只要他一不反共,二要抗日,按我们党的抗日六大纲领和“五月决议”来说,虽然还缺少第三个“民主作风”的条件,我们还是要联合的。他能抗日一天,我们就要联合一天。又说,我们不要怕给他们的名义太大了,我们有党中央的领导,关内有广大的红军,他的名义再大,也大不到依兰以外地区去。我们只要抓住领导权,可以给他适当的名义,要他和我们的抗日政策靠拢。

自然,我们部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的称号,现在看来是不适合于客观形势的要求了。吴平同志思索着说:“看来,也是走的远了一点,有点脱离群众。”直到夜间就寝的时候,吴平同志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我说:“你说的,在宁安的时候,一提抗日,周围的人力、物力就便于调动;一说苏维埃革命,许多人和我们的距离就远了,是有一定道理的。”吴平同志说:“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把部队的名称改为抗日同盟军呢?”

那天,我们又兴奋地谈到后半夜,我是非常赞同“抗日同盟军”这个便于发挥和调动周围的人力和物力的名义的。我当时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使人感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怀有的忠诚,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么崇高、那么庄严、那么纯洁。在他身旁,使人感到投身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为民族革命而献身,有一种昂扬而幸福的情绪,仿佛我们的生命价值,都顿然增涨百倍似的。我和吴平同志在联席会议期间两周的相处,不再仅仅是怀着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而且是亲切如密友了。

我说,如果我们改称东北抗日同盟军,不仅是有可能把谢文东的依兰部队改编过来,就是远在萝北和宝清一带的前东北自卫军遗留的部队,如李天柱部、宫显廷(北侠)部、张魁武部,都能拉过来;谈革命,他们保持距离,可是谈抗日,他们就愿意和我们配合。

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根据我们党的抗日六点指示精神,由我提出部队改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的名义,获得全体出席会议的同志的通过。因为,这时候大家都对党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

吴平同志补充说:“南满有杨靖宇的第一军,吉东有王德泰的第二军,哈东有赵尚志的第三军,你们现在就正式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以后,周保中可以在宁安建立第五军,要是谢文东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就给他第六军的名义,要他开辟依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我们在他的队伍里,团里派政委,连里派指导员,进行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我们心胸为之豁然开朗,后来,协助改编前自卫军驻依兰的李华堂部为第七军,也是在这次联席会议上初步确定的。关于我们部队和“亮山”、“邱甲长”、“王荫武”三个山林队之间的悬案,自然本着抗日同盟的精神也迎刃而解了。吴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六十支枪和他们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呢?让他们对我们畏惧、回避呢?我们应该回信,告诉他们,既然他们不反共,那么缴掉的枪支就送给他们作为抗日的武器好了!告诉他们,只要愿意和我们建立抗日同盟的关系,如果他们有什么困难,我们还要帮助他们解决。”

“亮山”、“邱甲长”、“王荫武”等三股山林武装,接到我们的信,就连忙派人来道歉。他们说,本来我们在误会发生之后也考虑过,要是在密山穆棱河一带山林子里实在站不住脚,就要投降日本了。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的这个念头才打消了。以后,只要你们用得着我们,我们自然要尽力。看来还是怕我们借抗日同盟的名义收编他们。总之,经过这次接触,关系就完全改变了,有时,他们也派人来给我们送情报。

赵挑水的山林队,经中央特派员吴平同志批准,正式收编为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了。以后,和我们有过联络的李天柱部队,“北侠”宫显廷部队,张魁武部队,听到我军扩编为抗日同盟军的消息,都纷纷由头目人亲自出面来我军部拜候,要求收编。这三股部队,都是前李杜自卫军撤退后遗留在宝清、萝北一带的武装,各有四五百人。我们就订立了抗日同盟的协约,派去了团政委,检点人数、武器,进行收编。

对于部队的根据地建设和进行游击战活动的结合问题,吴平同志的意见是。两者可以矛盾统一。

“仗,我们是要打的!”吴平同志说:“可是我们不能打消耗战,一定要算算帐,打过之后,我们能得到多少武器、弹药、军需物质,民众得到什么好处。”

吴平同志说:“苏衍仁在勃利青山里各伐木场所采取的游击斗争的手段,也是一种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方式呀!”他肯定了这种对林业资本家所采取的征收救国捐税制度,又指出,“税率不要定的过高;过高了林业资本家就要散伙,转场子去盗伐了,或者是转过去投靠敌伪护林武装了。税率一定要低,一根方木收五角的现款,积少成多;一个伐木场一月就是几千元呀!”又说:“到山里来拉木头的运输车辆,也要降低税率,一辆车收五角,要是再少一点也可以。但要有个条件,每辆车进山,必须给我们二斗粮食,我们按价付款。这是采办性质,也要告诉清楚,这是救国的行动。我们呢,一定要做好车马的安全保护工作,只要有一辆大车的马匹,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里给山林队卸了去,作为‘边猪’赶走了,我们一定要负责要回来。所以这五角的救国捐,还是有代价的。还有一点必须向他们说明,一进抗日游击区,大车上要挂红旗,拔掉日伪的白旗车号。这就是抗日同盟的关系。要通知各山头上的山林队,见了这些挂红旗的车辆,一定要遵从抗日同盟的约束,负责保护他们的车马安全。”

“在山区私自开垦,种鸦片的,我们不须用高税制来禁止,我们可以规定一垧地要缴三十发或二十发子弹。他们通过出售鸦片,从伪军军官手中换取子弹。他们换,一发子弹不过一两角就可以换到手,要是我们呢,一发子弹要三四角才能买过来。为什么不利用他们这种关系,往我们根据地里运输子弹呢?自然,要缴现款也可以,一发子弹按六角折价;他们觉得还是缴子弹合算,就会自动地从伪军手中兑换子弹了。”

“如果,那个采伐场的资方不按抗日同盟军的规定缴纳救国捐,反而勾结敌伪武装扩林采伐,我们就进行游击战斗的攻击。这种战斗就和根据地的建设结合起来了。另外,我们不能打消耗战,就是向敌伪占据的城镇进攻,还要考虑到能有多少战利品的收获。”

我们听了吴平同志的这些意见不由得眉飞色舞,互相注视,充分地表现出来一兴奋和赞叹的神气 。以后,这一套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抗日同盟制度,在各山区伐木场里,在各山区的运输大车队里,都普遍实行了。

密山县委书记朴风南同志在哈达河沟联席会议期间,根据满洲省委1933年“五月决议”的精神,在对待胡仑同志的处理问题上,也作了检查和纠正。

吴平同志说:“胡仑同志是个1927年的老同志,在上海临时党中央作过保卫工作,是个政治上很可靠的忠实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位老同志的意见。”以后,胡仑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哈达沟联席会议。吴平同志还对斗争策略作了布置。他指出,在敌伪城镇一定要广泛地建立“内红外白”的抗日同盟关系。把基本群众在敌伪归并大屯时,都动员迁到“红区”里,实质上是使我们和敌伪控制的大屯脱了节,在群众中孤立了自己;看来是“左”,实质却都是右的做法。倒不如把基本群众放到大屯里去,这样,通过他们,我们就可以和敌占区广大的群众,取得抗日同盟的联系。

这时候,我们接到虎饶抗日游击区来的口头报告,我们的军政委张文阶同志,不幸于8月26日夜晚,在虎饶地区的三人班壮烈牺牲了。

原来,张文阶带领李学福部为主力的饶河游击支队,在那天晚上,准备向三人班敌伪驻地进攻,并约定了一部分山林队配合。因为天冷雨又大,山林队没按时赶到。张文阶同志就率领一部分游击队员进驻距离三人班四里路的一个小窝棚里,等候山林队。不想山林队里有人泄密,为敌伪部队所探悉,当夜,包围了窝棚。枪一打响,军政委张文阶和饶河游击支队长李学福同志就命令全部游击队员撤退,张文阶同志自己留下来作掩护;结果,游击队员都安全撤下来,他却在抗击中英勇牺牲了。

张文阶同志是一个老工人,眼力强,枪法准,坚勇超群。饶河游击支队在他的率领下,攻占过抚远县的别拉红,饶河县的小佳集河,虎林的五林洞。在十八垧地一役中,他一个人就打死日寇四人,击伤四人,由此在敌伪军中威名远播。虎饶伪军彼此起誓赌咒的时候常说:“要是你不信,出门就叫我碰到张文阶,枪子在脑门上串过眼。”可见敌伪军对他怀着一种怎样畏惧的心理了。

当时,吴平同志对我们四军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我们部队已经发生了亲切的感情,所以,一听到军政委张文阶同志牺牲的消息,就毅然地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四军继任军政委的工作,说领导武装斗争是非常必要的。自然,他又说,我还要回去,得到满洲省委的同意,才能回来执行军政委的工作任务;在我未到之前,先由李延禄同志兼任。后来,吴平同志通过满洲省委的关系,给我们调来了从苏联回国不久的两名同志,一是任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发,一是任副主任的何忠国。

哈达沟军政联席会议之后,我们就对四军进行扩编和整训的工作。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的军部编制不动,原军参谋长张奎同志,调任二团团长,胡仑同志为军参谋长。金根同志调任四军参谋处处长,专门负责情报、作战、交通、联络等机密军务。密山县委书记朴风南同志调到部队任四军组织部部长,县委宣传部长李泰俊(又名金振濠)调任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墨林同志还任县委书记。朴风南同志的爱人李根淑担任四军的妇委会主任,她是宁安县东京城的朝鲜族人,以后党组织派到苏联去学习,回国后于1941年在宁安工作期间,在东京城被日寇宪兵逮捕,坚贞不屈,终于被敌人所杀害。另外,军部直属机构中又建立敌军工作委员会,李善和同志任主任,原有的敌军工作组撤销。

在部队方面,第四军扩编为三个师,杨太和同志任第一师师长,一、二、三团属之。二师师长郑鲁言,师政委崔石泉,均为虎饶游击区的高级领导干部;饶河游击支队扩编为第四团,团长李学福,团政委李斗文,为第二师之扩军主力。第三师师长李天柱,兼五团团长,“北侠”宫显廷之六团,张魁武之十团,均属三师编制,仍驻宝清、萝北一带。

军部直属抗日游击支队,第一支队长李延平去苏联学习后,由何忠国同志兼任。我们这支部队是特别工作队的性质。他们在哈达河沟整编之前,曾经爆炸过鸡西滴道日本军火库,炸毁过穆棱三道河子的大铁桥;在1938年之后,又曾派人潜入沈阳机场,一次炸毁过二十多架敌机,是建树过特殊功勋的部队。

军直属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队长为山东彪形大汉赵挑水。第四支队队长张祥仍留宁安镜泊湖地区活动。

我们的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空前壮大了。

我们所有驻勃利的苏衍仁第三团,驻穆棱河北的张奎第二团及驻宝清、萝北一带的三师五、六团,全都在吴平同志逗留在哈达河沟期间,轮流调到军部驻在地来进行整训。吴平同志、胡仑同志分别为他们作政治报告、时事讲话,以及宣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部队的政治质量也是空前地普遍地提高了。

关于我们部队所制订的“告伪满兵士书”和奖赏条例,吴平同志不仅肯定,且提出要增加一条,带兵反正的,“官升一级”。他说,伪军的中下级军官,我们也要争取。

有一天,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应召来军部向吴平同志汇报工作。没想到我们一见面,原来,这李成林同志就是金大伦,我在抗日救国军工作阶段的老战友,异地相逢,倍加亲切。

李成林同志在勃利县委工作的时候,对外已化名孙庆海,他的通讯员名叫孙靖宇。

那孙靖宇的父亲,是勃利青山沟一带的地主,在地方上握有伪保安队的武装势力,人称孙保董。这个地主以及他的儿媳姜玉,都秘密参加了县委所领导的反日会小组。因之,李成林同志来往通过敌伪占领区,都是穿着伪保安队的服装,带着伪保安队的护照。

吴平同志说,这个斗争方式好!又向我们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要建立‘内红外白’的抗日同盟关系的具体方式之一。”我们受此启发,以后就在方正大罗勒密运用了。这种“内红外白”的抗日同盟关系,不但在支援部队财政上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政治上也收到了意外的效果。

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同志根据改编后的部队力量,提出了开辟勃利抗日游击区的要求。

他说,在勃利县青山沟里,有日本资方组织的“清水组合伐木场”,雇佣大批护林警察,武装资伐,还有很多马匹,军需物资很多。

吴平同志问,有多少马呢?

李成林同志说,有五百多匹。

在这之前,吴平同志在和我们谈话中已经提到,根据密山县抗日游击区的大块草原多的特点,应该设立我们的骑兵队伍。要我们派人侦察,从那里可以得到一批军用马。现在有了目标,我们决定派第三团出征。三团是离开勃利回哈达河沟参加轮训的。三师师长李天柱率领五团开赴刁翎驻守,因为这里是阻击林口敌寇出援青山沟的要道。

这时候,吴平同志就离开哈达河沟了。临走时,吴平同志说:“你们的部队,不管走到那都紧紧依靠着党,这种精神是好的。还要继续保持下去。”又说:“所有关于抗日同盟军的扩编,以及在四军里所进行的各种经济建设措施,还有反帝统一战线的斗争方式等,都是试验性质,四军就当作一个试点。希望能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为满洲省委、吉东特委提供一些经验。”他回去之后,“还要和有关的同志商量商量,如果有需要纠正的地方再纠正。”要我们以后听中共满洲省委和吉东特委的决定。

后来,我们又从李成林同志那里,接到吉东特委书记吴平同志的指示,说特委完全同意吴平同志在四军里所布置的各项斗争的试点工作。

1938年之后,我在延安又碰到吴平同志,他已经从苏联回国了。吴平同志1942年在解放日报任职总编辑期间,不幸病逝,葬于延安清凉山。一代英豪,从此永别,特在这里附笔致悼。

?

(《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

作者简介:李延禄(1895---1985),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中共“七大”代表,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黑龙江省副省长等职。

?